PEOPLE 艺史情书

时代景况下,我们为什么继续写宣言?与其说宣言是过去时代一套僵硬的理想主义,不如视宣言为一种爱的表达,我们感官知觉接触客观世界的方式——如同我们一生找寻真理的旅程。

贝尔·胡克斯在她的开创性宣言《关于爱的一切》中写道:“爱是一种行动,绝不只是一种感觉。”由此,宣言将促使我们从乌托邦理想走向这一诠释性的可能。因为“艺术的功能 ”正如胡克斯所写,“不仅仅是描述生命,而是想象生命的可能性。”

Manifesto(宣言)这个词,满脸代表真理的底气。这个意大利语单词源自拉丁语的manifestum,原义是”显而易见”。十七世纪初,manifesto第一次出现在文献中,此后在宗教与政治辩论中逐渐盛行:信仰或理念坚定而一致的群体,会来用manifesto提纲挈领地宣扬自己所笃信、有时与世相悖的政治理念。但后世寻溯来,这些逻辑严密、语气收敛的政治宣言多被当成前奏或摘要;要探真相的都栽进了政治哲学巨著,或在史实中与过往同沉浮了。

可艺术宣言(art manifesto)是宣言体的独特变奏,像正从父体中挣脱而出的雅典娜。它是艺术政治化的表现;它结构怪异,有时不知所云,却始终奔放浓烈;它是社会嬗变之结果、征兆和手段。要么如绘画,不言不语;要么如文学,以语言为材料——各个媒介的艺术精髓大多在manifesto的内容和风格里说淋漓了;后有艺术创作以示追随,如烛光之于芯火。艺术宣言,是能以自己为实验品来殉道、来抛砖引玉的。毕竟相比于政治宣言所期望的社会运动与革命,它太容易付诸实践了,能引出一长卷好看、够看的图示。

艺术宣言之可爱,还不在例子纷繁养眼。阿多诺在与霍克海姆的对谈录《迈向一个新宣言》中讲,在真正的智性求索中,会有以直觉顿悟事物核心的瞬间,与形式逻辑相辅相成。也就是说,真相源自主体与客体的碰撞,好比球与球拍相击,既有赖于严格的动作训练,又需要积极找球、用直觉击到甜点。主客观协调,在艺术创作里就更加水火难容又必须相融了。用人的创作本能去表达一个关于世界的真相,意味着将主观的肆意发挥,建立在对客观世界的自认为正确的认知上,且用创作热情炼就对这份认知的忠诚。

那艺术宣言不就是一群人代表很多人为所处的世界写封情书,是为客观存在的爱的对象,表达理性无法全然解释的热情吗?只是这爱实在广阔了点,且有一个确切的爱的方式,不容置疑。这种群体的爱的表达,如果世界的真相是亚当,我们各自攫取的片段就是他的肋骨;亚当和夏娃结合,客观与主观合体,生下了恒向真理回归的艺术?

邱妙津在《蒙马特遗书》里写说:“人唯有在最深的内在贯通、一致起来,爱欲和意志才能真融合得完美”。以时代、世界为对象的文艺创作,也是如此吧?身与心能与此世贯通,才能融合本我欲望与客观认知,找到存在的真相。若真有确实的路径可循,那确实值得一篇轰轰烈烈的宣言,作理直气壮的表白——

艺术宣言并不是二十世纪的产物,却在二十世纪臻于成熟,拥有了全然现代主义的气质。它的原型可以说是十九世纪中旬,库尔贝为个展写下的现实主义宣言和《费加罗时报》上发布的象征主义宣言;一个要立志于呈现现实,一个以人对世界的主观成像为根本真相,像双生植株一样,用客观和主观这两根藤蔓缠绕着一个全新的现代社会。它们不断生长又相互杂交;成果,是内容尽可大相径庭、主题和原则却难出其右的诸多二十世纪艺术宣言。

但那颗奠基性的果实,是未来主义宣言。1909年,意大利诗人菲利波·马里内蒂在米兰发表了《未来主义宣言》。这或许是一颗禁果,源自要改变当下的强烈甚至深具破坏性的欲望:

(一切都在高速旋转的光影里熔为一体!用运动和光,在画里毁坏物体的物质性!)

(可马里内蒂,你支持法西斯主义用战争换重生时,有没有预见翁贝托和安东尼的战死?)

(可安东尼·圣埃利亚,你可想到自己甚至来不及实现那些未来主义建筑图纸?)

这是一篇辞藻繁复、用混沌热情令人迷失的宣言,也前所未有地挣脱了宣言体的逻辑枷锁。未来主义者在速度、力量、进步的景象前血脉喷张,会在一辆飞驰的车里找到比维纳斯雕像更深刻鲜活的美,为工厂的排污激动到颤抖。他们甚至歌颂暴力,而现代革命的血腥就是最好的寄托。于是一战前后,马里内蒂带着他横跨艺术、建筑、文学的意大利文艺先锋们饮鸩止渴。

意大利未来主义者还会在日本代谢主义宣言中还魂。但直到1985年唐娜· 哈洛威撰写《赛博格宣言:二十世纪晚期的科学、技术与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当年在文中明确反对女权、排挤女性的马里内蒂等人,才为自己对技术进步的拥抱找到了最完美的形象——和反叛。

“赛博格世界意味着活生生的政治现实和身体现实。在这里,人们不会对同动物和机械有亲属关系而感到恐惧,不会对不完整的身份认同和矛盾立场的永久持续而感到恐惧。”

很难喜欢上达达,因为它短暂、极端、分散、自相矛盾。但很快,又很难不喜欢,因为它的极端和爆裂源自人在本心里和现实前的脆弱,是接受了不可接受、无力改变的世界却依然选择做些什么。

正如未来主义是在现代战争爆发前未经检验的技术崇拜、进步热情,一战后的先锋艺术宣言也剧烈地放大了时代的情感底色,是现实在人心上激发的反作用力。未来主义宣言发布九年后,特里斯坦·查拉写下了达达主义宣言——二十世纪初,对现代性的爱和恨便都说尽了;之后的文艺运动,无不在两个极端之间为世界寻求出路。

“所有的艺术作品都没有意义:让它们变成怪物,去刺激被奴役的头脑;别让它们帮衣冠禽兽附庸风雅,别用艺术刻画人类的悲伤故事。”(是杜尚的小便池,是激浪派的行为【performance】,是后现代艺术的源头)

达达转瞬即逝,很快被受其启发的超现实主义反噬。但它的生命也很长,所有反对战争、反对殖民主义、批判机构与资本的艺术行为中,都有达达主义的影子。二战后遍布西方世界的激浪派(所谓的“新达达主义”)囊括了二战后几乎所有重要的先锋艺术家,仿佛一颗行星爆炸后四散的尘埃。在乔治·马修纳斯手写的激浪派宣言上,那句“清楚世界上无生命力的艺术”,不就是达达在废墟中想发出的渴望生的呐喊?

常听人说达达颓废虚无,但我总觉得它的本质是存在主义。在它厌弃世界的表面下,有对荒诞人世不可割舍的深情。连查拉本人都跟加缪一样,是出生在法国殖民地(查拉是罗马尼亚人,加缪来自阿尔及利亚)的文学家和人道主义者,他们瘦削的身影都沉浮在起义与革命的前线。

是浓烈、多彩的嘶吼,是一切反抗的总和,是所有矛盾、怪诞和无常的织体 ——是生命。”

未来主义头脑发热,达达主义一盆冷水,超现实主义在梦的私密和混沌里偷安。二十世纪欧美社会的艺术理念,大约是这三者的各种杂交。好像冷战的墙延展得太长了点——相比之下,苏联阵营的现代故事就很少出现在公共回忆里了,遑论艺术理论。

1917年,十月革命成功,工业化葬送了旧秩序。沙皇仓皇辞庙,苏维埃则春风得意马蹄疾。但一切可能性都已在此之前展开:至上主义和构成主义几乎同时出现。它们共有未来主义式的线条和速度感,却朝着形而上的真理和实用主义这两个截然不同的方向展望艺术的图景。

从未来主义到包豪斯,这些理想主义的、天真到觉得自己能代表普遍人之存在与处世真相的艺术宣言,突然沉默了。不是说没有新的宣言出现了,而是那种高度乐观和统一的、基于现代性的全新艺术观念,似乎只出现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宣言里。艺术宣言的“新”越来越具体:对具体媒介的认知,或对具体政治命题的号召。战争的骇人、荒谬,加上殖民系统的逐渐崩溃,暴露出了那些艺术流派和宣言的某种幼稚和时代局限性:一个仅基于欧美现实、主要由白人男子构成的文艺群体,没办法再理直气壮地代表所有人的生存状态与理想了。属于他们的社会结构已经难以为继了,各种艺术流派在逐渐补全它的政治正确性和具体性。

谁知道真相在哪里?竟真有一线希望——“电影正在成为一种表达方式,就像在此之前所有的艺术形式,尤其是绘画和文学…因此我要将电影的新时代称作电影写作的时代(camera-stylo)。”

新浪潮是艺术宣言的重新开始,还是结束?这可能不重要。或许艺术宣言的本质也在逐渐改变,在反文化和后现代景观的冲击下越发政治和思辨。又或许,现在的新艺术形态已经不需要任何集体性的宣言了,因为前所未有的传播方式足以使任何个体拥有舆论的力量。

霍:“我们可能不该做任何妥协并勉强地说,像马克思那样写作在今天也还有意义。现在,我们应该接受自己的失败——不是接受一个不可扭转的命运,而是接受我们的境遇。我们什么也做不了。我们不能把这当做一个理论,但我们得承认,我们现在无法带来任何改变。我们不该表现得像自己还能改变世界一样。”

那个为自由、为美好未来乐观前进的时代,在我眼中是一个人与世界热恋的年代;一种类似于爱情的狂热足以统一艺术与政治的追求。可若不够幸运、生在霍克海姆所说的反乌托邦的现实里,我们不也有继续思考和将之付诸行动的选择吗?在《蒙马特遗书》中,邱妙津写自己对絮的超越欲望的极致爱情,也写了这份热情所遭遇的现实阻拦;我承受不了她情感的浓烈与疯狂,却深深羡慕着她能够如此。

完整内容见于2022年1/2月刊《未来宣言》栏目“人”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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